在亚洲，每天新增1000多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果我们的资源是投向有感染危险的人群及其伴侣，那么这些新增感染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可以避免的，而避免的成本仅为平均每个人不足0.5美元。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我们刚刚开始看到艾滋病防治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逆转疫情，我们做得还不够。
亚洲艾滋病委员会曾经建议，这个区域的艾滋病疫情需要被重新评定。艾滋病防治策略必须转型，使人们真正受益，尤其是那些被边缘化和缺少发言权的群体。这意味着保护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人群、跨性别人群、静脉注射吸毒者和妇女。
一、减少对成年人两相情愿的性行为和使用毒品治罪
许多国家正在修改对成年人两相情愿的性行为（包括性工作）和使用毒品治罪的法律，法院也在竭力对不利的法律进一步作出司法解释。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判决，吸毒者需要关怀，而不是囚禁；尼泊尔最高法院认定，跨性别人士和男男性行为者与其他人享有同样的宪法权利；印度新德里高院在量刑中考虑法律的不适用性，如对男男性行为者有歧视性，维护了上百万人的尊严；新西兰将性工作合法化，使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两个领域都受益；澳大利亚也申明，在处理吸毒的问题上，执法与公共卫生的目标应该同时考虑。事实证明，我们能够废弃有碍于艾滋病有效防治的法律和政策。
但是真正的转变一定是来自人们的思想。法院和国会只能创造环境；社会和社区必须改变允许歧视和污名化存在的社会规范。
在印度，一个孕妇在常规的检查中被医务人员在其前额上贴上艾滋病感染者的标签。这种不人道的对待遭到了当地社区和人权活动家的强烈抗议，最终导致政府对此事开展调查。终结这种带有歧视性行为的决定力量正是这种社区动员。
二、在亲密的伴侣间加强预防艾滋病传播
不利的法律和带有偏见的社会总是给妇女带来恶劣的影响。许多亚洲妇女感染艾滋病，是因为她们的丈夫或男性伴侣使用毒品、或者男男性行为、或者与性工作者的性行为而感染了艾滋病。在印度，一夫多妻是造成大约90%女性艾滋病感染者感染的唯一危险因素。
2008年，亚洲的成年感染者中有35%为妇女，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有稳定的性关系。
三、对循证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项目投入
艾滋病预防项目必须进一步扩大。政治领袖们必须确保目前的艾滋病服务能够覆盖到最脆弱的人群。这包括开展针具交换项目，为吸毒者提供口服的替代治疗（孟加拉、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越南在这些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扩大艾滋病抗病毒药物的可及性，为有高危险的人提供安全套、提供自愿艾滋病咨询检测服务。令人振奋的是，最近几年为这些服务向全球基金提出的申请已经显著增加。然而，到2010年我们需要75亿美元用于支持各国实现这些目标，但是到2007年，我们仅获得了所需资金的10%。因此，我们必须注重投入资金的效果和公平，特别是在现今经济危机期间。
四、采取“将艾滋病防治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相结合”的方法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与非洲的差异之一是，非洲的艾滋病疫情已经颠覆了社会发展所做的种种努力。然而，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能力将社会发展和艾滋病防治整合起来。减少贫困、提高教育水平和为医疗服务的投入是这个地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正是我所提到的“将艾滋病防治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相结合”运动。
最近，我读到一位尼泊尔艾滋病感染者的经历。她叫Nisha，2004年由于无法获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失去了丈夫。今天，她本人已经开始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身体健康。她重返工作岗位，自食其力地照顾3个孩子。她的家庭开始慢慢重新接纳她，她的孩子也开始上学，在学校里，老师也教授如何保护自己的知识。治疗使她重获实现梦想的机会——这正是通往现实的希望。（摘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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